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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度雄文:泓之戰--“人心不古”的分水嶺

網絡整理 2019-06-14 最新信息

公元前638年,齊桓公的千秋霸業已經落下帷幕,齊國的內亂即將開始,公子重耳剛剛被舅舅狐犯綁上牛車匆,匆忙忙的離開享受了七年好日子的齊國南逃,楚國沒有“昭陵之師”的威脅開始咄咄逼人,卻被中原諸侯認定為“蠻夷”而不愿與之玩耍。

深度雄文:泓之戰--“人心不古”的分水嶺

▲筆者頭條的頭像就是這個

爭霸本來就是大國的游戲,當下的大國卻自顧不暇,在這個“青黃不接”的當口,一位君王勇敢地站出來,挑戰自己“亡國之余”的受歧視傳統,也試圖將“禮樂”的規矩繼續發揚光大,然而最后卻成為了萬世笑柄。

是能力不足還是時勢導致?這一切千古評價站隊兩邊,也許成敗并沒有那么重要,但體現的一個時代觀念的從此變遷,這篇文章就深刻探討了人心變遷的詳細經歷,值得深思。

原標題:宋襄公:“人心不古”的分水嶺

原作者:郭燦金

出處:百家講壇

一場奇怪的戰爭

公元前638年十一月初一,楚國軍隊兵臨泓水南岸。泓水位于宋國南部(今河南柘城西北),距宋國國都大約40公里

宋國地處平原,乃四戰之地,無險可憑,無關可守,唯一可以給遠道而來的楚軍帶來些許麻煩的,就是這條穿宋境而過的泓水。楚軍要想和宋軍交手,就必須渡河。初冬時節,楚軍要在此時渡河,不僅異常寒冷,而且非常危險——渡河會為宋軍發動進攻提供絕佳時機。

深度雄文:泓之戰--“人心不古”的分水嶺

果不其然,當楚軍開始渡河之時,宋國的軍事長官也就是宋襄公的兄長子魚就激動地向宋襄公建議,強烈要求趁此時發起總攻,但是,咄咄怪事出現了,宋襄公不為子魚的言語所動,只是淡定地擠出兩個字:“不可!”子魚無計可施,只好眼睜睜看著南蠻子從容渡河。

一個時辰之后,楚軍渡河完畢,和宋軍只相距一箭之地。面對剛剛渡得河來,尚未顧得上排兵布陣的楚軍,子魚再次請求發動進攻。宋襄公依然不為子魚所動,還是淡定地擠出兩個字:“不可!”

又過了一個時辰,在宋襄公眼皮子底下,楚軍活動開了手腳,從容地完成了休整,軍旗獵獵,軍陣分明。就在此時,子魚終于聽到了宋襄公的號令:“出擊!”

深度雄文:泓之戰--“人心不古”的分水嶺

▲泓之戰

但是,淡定的宋襄公根本不是楚國的對手。楚軍殺聲震天,氣勢如虹,轉瞬之間,宋襄公就大腿中箭,身邊的衛士也無一生還。 無疑,這是一場奇怪的戰爭,宋襄公明明可以把握戰機,全殲渡河之敵,或可乘敵軍立足未穩之時,一鼓而勝,最后卻落了個丟盔卸甲,臉面全無,以至于“國人皆咎公”。

面對國人的不解和將士的非議,宋襄公毫無愧疚,只是淡淡地說:“君子不重傷,不擒二毛。古之為軍也,不以阻隘也。寡人雖亡國之余,不鼓不成列。”

乍一看,宋襄公思維混亂,大腦缺氧,但認真品味,回話中倒有著嚴密的內在邏輯。他從三個層面回答了別人的責難——道德層面、常規層面和個人層面。

道德的象征是“君子”。在古代,“君子”是最高人格的代表,是事業成功、品質高尚的典范。因此,宋襄公就拿“君子”說事。宋襄公認為,君子之行,悲天憫人,即使在戰爭狀態中,君子也會心懷不忍,敬畏生命,絕不會以殺人為目的。所以,君子不會傷害已經受傷的敵軍,因為傷者已經失去了反抗能力,殘殺沒有反抗能力的傷兵,是為“不仁”;君子也不會俘虜敵軍中的老者,因為老者為風中之燭,來日無多,俘虜本該頤養天年的老者,是為“不義”。不仁不義之事,君子不為。

不過,以君子來為自己不及時出擊辯解,顯然不怎么具備說服力,所以宋襄公就講了第二個層面的問題,也就是常規層面的問題——古代的治軍之道。“古之為軍”的普遍準則是什么呢?那就是“不以阻隘”,即不憑借險要地勢突襲敵軍。很明顯,宋襄公要強調的是,“不以阻隘”是“古之為軍”的常規做法,堪稱“國際慣例”。具體到泓水之戰,何謂“不以阻隘”?就是不應該在敵軍渡河之時發起攻擊。

宋襄公意猶未盡,又談到了個人層面的原因:“寡人雖亡國之余,不鼓不成列。”意思是我雖然是已經滅亡了的殷商王朝的后人,但仍然堅持一點:要打就堂堂正正,絕不攻擊還沒有完成布陣的敵軍。

然而,宋襄公沒想到的是,他的這套說辭馬上就淹沒在了子魚的唾沫星子里。

“君未知戰!”子魚給宋襄公來了個當頭棒喝。接著,子魚發表了長篇講話,他認為,打仗就是打仗,別管他三七二十一,別管他老’弱病殘,只管大刀闊斧砍殺就是,因此,向渡河的敵人發起攻擊是必須的,向未布好陣勢的敵人發起攻擊也是必須的,否則,失敗就是自找的,就是不可原諒的!

古人挑邊站

顯然,宋襄公看重的是程序的正義,而子魚講求的是結果的成功,二人的邏輯勢同水火,無法兼容。宋襄公兵敗泓水,似乎天然地證明了二人的高下。這很容易讓人們覺得,千百年來,宋襄公一直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。其實,對于泓之戰,后人的評價遠非如此整齊劃一。

泓之戰最早出現在《春秋》里,記錄非常簡單:“冬十有一月已巳朔,宋公及楚人戰于泓,宋師敗績。”短短一句話之中交代了時間、地點、人物、事件和結果。這就是《春秋》的記事特點,簡明扼要,不動聲色。如何評價這一句話記載的泓之戰,后來的史家各挑邊站,互不相讓,從來沒有達成過共識。

對于宋襄公,《左傳》持強烈鄙視態度,其評價是借子魚之口說出來的,基本觀點就是“君未知戰”。

同樣持鄙視態度的還有《谷梁傳》。但《谷梁傳》發現了一個規律:《春秋》有一個潛規則,一般只記載尊貴一方獲得勝利的戰役,泓之戰是唯一的例外。《谷梁傳》認為,這是在指責宋襄公咎由自取,因為他不能順應形勢的發展,不能根據時宜來施行正道。

然而,《公羊傳》卻高度贊揚宋襄公,甚至將宋襄公和周文王相提并論。《公羊傳》認為宋襄公“臨大事而不忘大禮,有君而無臣,以為雖文王之戰,亦不過如此”,只是宋襄公沒有得力的臣子輔佐,才導致了他的失敗。很明顯,《公羊傳》的作者在贊揚宋襄公之時,對于自鳴得意的子魚十分不屑。

深度雄文:泓之戰--“人心不古”的分水嶺

司馬遷在《史記》里也對宋襄公抱同情態度,他的話相當給宋襄公面子。他認為,在缺乏禮儀的中國,宋襄公是一個難得的禮儀楷模,值得稱道。

《淮南子》的作者更是感時傷懷地為宋襄公鳴不平;“古之伐國,不殺黃口,不獲二毛。于古為義,于今為笑,古之所以為榮者,今之所以為辱者。”

為什么會出現如此有著天壤之別的評價?到底應該如何理解泓之戰,如何理解宋襄公?這需要首先理解宋國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,只有弄清楚了宋國的來龍去脈,我們才能更接近宋襄公。也才能真正理解泓之戰。

背負著一個王朝

宋國來源于商。也就是說,宋國國君是殷商王朝的后代,宋國背負著一個滅亡的王朝。

周武王伐紂勝利后,如何處理殷商貴族,這成了一個大問題,是宜將剩勇追窮寇,還是得饒人處且饒人?周武王選擇了后者,給殷商貴族留了一條生路——他封殷紂王的兄弟微子啟于商丘,國號宋,以奉商朝的宗祀。享受了如此待遇的還有虞舜和夏朝的后裔——虞舜的后人被封于陳國,夏朝的后裔被封于杞國。陳國、杞國、宋國并稱為“三恪”。“恪”有“尊敬”之意,周王朝以此向已經成為歷史的虞舜、夏朝和商朝表示尊敬之意,并以此向世人宣告,周朝不是商朝的掘墓人,而是商朝的繼承者。

因此,宋國在周王朝的地位是特殊的。宋國人是先朝的后代,對于周朝來說是客人,周天子對他們也要禮讓三分。天子祭祀宗廟之后,要分一部分祭品給宋國;若是周天子有了喪事,別的諸侯國過來吊唁,因為是自己人,周天子可以不出來答禮,但是如果宋國前來吊唁,周天子應該出面答謝。

深度雄文:泓之戰--“人心不古”的分水嶺

▲宋國是僅有的幾個“公爵”之一

也因此,宋國國君的爵位是“公”,是周朝五等爵位(公侯伯子男)中的最高爵位。楚國國君當時雖然稱王,但這個“王”是自封的,帶有自娛自樂的性質,從來沒有得到中原諸侯的認可,大家還一致習慣性地稱之為“子”。(原作者:郭燦金)在私下,中原諸侯口徑一致,向來只是把楚國當作蠻夷來對待。一邊是殷商王朝的遺老,周天子也要禮讓三分的宋國,一邊是蠻夷之地,向來被大家蔑視的楚國,當他們狹路相逢之時,二者的心態應該是不同的。

如果說宋國背負了一個王朝,那么宋襄公則把前朝貴族的精氣神發揮到了極致,宋襄公的成長史就是一個“君子”的成長史。

在宋襄公還是太子的時候,父親宋桓公病重,身為太子的宋襄公再三請求父親,另立公子子魚做太子。子魚雖是宋襄公的哥哥,但其母親只是地位一般的妃子,而宋襄公的母親則是正牌夫人,因此,宋襄公以嫡子的身份被立為太子也就在情理之中。但是,宋襄公卻沒有以嫡子、太子的身份自傲,而是在父親宋桓公病重的危急關頭,誠懇讓賢,極力推薦自己的兄長子魚做太子。宋桓公深感意外,詢問其中緣由。宋襄公說,和自己相比,哥哥子魚年長而且仁義,具備作為一國之君的超凡品質,如果國君的位置由他來繼承,宋國一定會國富民強。

宋桓公大為震動,深為宋襄公以國家為重的情懷所感染,打算接受他的建議,另立公子子魚為太子,讓子魚接任國君。當然最終的結果是,子魚謝卻了弟弟和父親的美意。

春秋時代,禮崩樂壞,“弒君三十六,亡國五十二,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”,別的諸侯國會為國君的位置爭得兄弟反目、父子成仇,宋國卻是父慈子孝、兄謙弟讓,堪稱萬綠從中一點紅。

還有一件事可證明宋襄公的君子之風——

當時,齊國的國君是齊桓公。齊桓公確立公子昭為太子之后,有些意猶未盡,鄭重其事地將公子昭托付給了一個值得信賴的國際友人,這個國際友人就是宋襄公。

就在公子昭被立為太子之后,齊桓公的另一個兒子公子無虧經過運作,終于得到了齊桓公的青睞。齊桓公口頭答應,等自己嗚呼之后,國君的位子屬于公子無虧。 這么一來,當齊桓公到了生命的盡頭時,經他首肯的繼承人就有兩個,一個是正式確認的太子公子昭,一個是口頭認定的公子無虧。兩人你爭我奪,忘記了埋葬父親。

因為有易牙等高人的幫助,公子無虧很快就在國內占據上風,榮登國君寶座,無奈的公子昭只好逃往宋國。對于公子無虧即位一事,齊國人很無所謂,國君的位置誰坐不是坐啊。但宋襄公就不一樣了,他曾經接受過齊桓公的委托,如今見公子昭只身前來,他豈能袖手旁觀?宋襄公沒有任何猶豫就決定抱打不平。他馬上聯合曹國、衛國、邾國等,攻打齊國,最終讓公子昭奪回了本來就屬于自己的國君之位。

這就是宋襄公,這就是宋襄公的為人,他就是這么一個認真而且值得托付的人。

楚宋恩仇錄

齊桓公為春秋首霸,他的猝然去世,留出了“霸”的真空,中原諸侯頓時群龍無首。 春秋時代的“霸”,通“伯”,是一個相對比較正面的詞,就是“老大”的意思。如果說周天子是中原諸侯的班主任,那么這個“伯”就是中原諸侯的班長。當了班長自然標志著一定的地位和榮譽,但更代表責任和義務,所以,成為“伯”的諸侯,往往意味著要更大地付出。

面對空出來的那個班長位置,宋襄公必須動心。論身份,他是殷商后人;論爵位,他為公爵,遠遠高于別國國君……此情此景之下,宋襄公若不自告奮勇,積極稱“霸”,就對不起自己,對不起諸侯,對不起周天子了。

宋襄公是厚道人,不等別人起哄,自己就上桿子做“霸”了。他先是召集曹國、衛國、邾國人伐齊,“立孝公而還”,然后在曹國南部會盟。 但宋襄公隨即發現,自己的號召力比齊桓公差了很遠,最明顯的一個標志就是,鄭、陳、蔡等國紛紛去拜楚成王的碼頭。這是斯文掃地的事情,周天子的諸侯怎能將靈魂賣給蠻夷?于是,宋襄公召集他們前來,軟硬兼施,軟磨硬泡,想讓那些已經歸附楚國的諸侯改弦更張,重新回到中原諸侯的序列之中。

宋襄公和楚成王的矛盾由此開始。

公元前639年秋天,為了真正將投靠楚國的諸侯國重新拉回,宋襄公召集楚、陳、蔡、鄭、許、曹等國在盂地會盟,約定會盟的形式為“乘車之會”,即要求與會者乘便車而來,不能帶軍隊和兵器。

宋襄公要上路的時候,子魚憂心忡忡地說,楚國乃蠻夷之國,強大而不講道義,對于這樣的流氓國家,您不可不小心,雖說此次會盟為乘車之會,但您不妨帶著兵車,有備方可無患!宋襄公大搖其頭,堅定地說,此次會盟既然是我們宋國所發起,“乘車之會”又是我們宋國倡議的,我們豈能食言而肥,自己扇自己的嘴巴?

深度雄文:泓之戰--“人心不古”的分水嶺

然而,事情的發展果如子魚所料,楚國在會盟之地埋下了伏兵,宋襄公甫一出現,立即就被楚國的伏兵生擒。雖然后來宋襄公活著回到了自己的國家,但約定的“乘車之會”卻被楚國徹底攪局,拉回陳、蔡、鄭的外交努力算是一頭撞在了石板上。

真是當“霸”不成反蝕一把米啊!從此,宋國和楚國的梁子算是結下了。

然而,更可氣的還在后面:“乘車之會”上,鄭文公親眼目睹了楚成王的野蠻和霸道,會盟之后,鄭文公決定親去楚國朝拜。

鄭國是周天子的同姓諸侯國,而今卻不顧廉恥前去楚國朝拜,這豈不是自絕于中原諸侯?是可忍孰不可忍?一怒之下,宋襄公聯合衛、許、滕等國前去討伐鄭國。

這下輪到楚成王不高興了,鄭文公是我的馬仔,豈能任你宋襄公討伐?

楚成王決定攻打宋國以解鄭國之圍。

“國之大事,在祀與戎”,兩國交戰,自然有交戰的規矩,經協商,宋楚兩國約定在當年的十一月開戰,這場戰斗就是泓之戰。

這一場仗怎么打,其實早就注定了。大家已約好在這里打仗,對方是赴約而來,尤其對方還是為自己所蔑視的蠻夷,你宋襄公好意思偷襲嗎?

中原諸侯的心理和道德優勢,注定了宋襄公不可能不遵守規則,不可能用偷襲的方式來對付蠻夷。你明明是貴族,如今卻用下三爛的方式來對待你所蔑視的蠻夷,即使取得勝利,又有什么價值?

如果看不到這一點,而僅僅看到了宋襄公的失敗,這就是典型的鼠目寸光。這也是面對子魚長篇大論,宋襄公毫無愧色的心理基礎,這也是他搬出“君子”、搬出“古之為軍”,來應對子魚的原因。

這是一場非如此不可的戰役,宋襄公的身份,宋襄公的理想,當時的情景,當時的現實,都注定了只能有一種打法:宋襄公必須堂堂正正地打,哪怕兵敗如山倒,哪怕被國人指責,哪怕“君將得諸侯而不終”!

從此之后,人心不古

堅持“不鼓不成列”,讓宋襄公吃盡了苦頭。大腿中箭的他,七個月之后就掛了。“不鼓不成列”則成了他的墓志銘,宋襄公也稱得上是死得其所。

但是,宋襄公應該不會料到,關于他的議論并沒有隨著他的離開而終止。宋襄公更不會料到,在他死去兩千多年后,他還會被一位重量級的人物提起,并且給加了個“蠢豬式的仁義道德”的標簽。

深度雄文:泓之戰--“人心不古”的分水嶺

▲這種人從此不再稀罕

在中國幾千年的戰爭史上,若從戰爭形態、戰爭規模、戰爭慘烈程度、戰爭的直接后果諸方面來考察,泓之戰堪稱微不足道。但若要換一個角度來考察,泓之戰卻是中國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一場戰爭。它標志著西周以來以“成列成鼓”為主要特色的“禮儀之兵”行將壽終正寢,而新型的以“詭詐奇謀”為主導的作戰方式正在崛起。

因此,泓之戰是中國古代戰爭觀的一個轉折點。此戰之前,為戰以禮,古風盎然,打仗需要展示風度;此戰之后,兵以詐立,人心不古,全然不顧顏面,斯文掃地。在宋襄公之前,中國歷史上沒有真正的軍事家,那時中國只有政治家、外交家,只有禮儀專家,但泓之戰以后,靠謀略出奇制勝的軍事家層出不窮,歷史進入了《孫子兵法》時代,戰爭本身才呈現出殘酷的形態。大家徹底拋棄了曾經被人奉為圭臬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,以致長平之戰坑殺40萬趙軍、項羽坑殺20萬降卒一類的惡劣事例不時出現,中國戰爭史翻開了黑暗的一頁。我們常說,春秋戰國兩個時期的分界的標志性事件是韓趙魏三家分晉,其實,從戰爭史的角度來看,其轉捩點無疑是泓之戰。

深度雄文:泓之戰--“人心不古”的分水嶺

因此,泓之戰代表了一個時代的終結。也因此,惜墨如金的孔夫子在編纂《春秋》之時,才會將其鄭重寫入。

然而,泓之戰更是中國人道德水準的一個分界線,標志著中國人人格和道德的轉型,標志著中國人純潔心靈的終結。宋襄公之前的時代是講究規則的時代,宋襄公之后,就到了權謀、權術的時代。沒有了規則,目的性和功利心才會甚囂塵上,這樣的時代就是為孔子所定義的“禮崩樂壞”的時代。大家都忘記了規則,忘記了對對手和自己的基本尊重,同時也忘記了基本的底線。曾經再普通不過的宋襄公成為大家取笑的對象,他就如同一個小丑,尷尬地藏身在典籍深處。歷史在他面部涂上了油彩,在他身上畫上了迷彩。千百年來,這笑罵之聲時高時低,不絕如縷,在這樣的取笑聲中,泓之戰就演變成了一個冷笑話,只是我們離公平競爭,離光明磊落,離坦蕩大道越來越遠。

一個時代的君子,最后變成了另外時代的笨蛋,這不是君子的錯誤,而是時代的不幸。宋襄公形象的演變,恰恰是世道人心變更的一個縮影。宋襄公就是一個標本,站在這個“愚蠢”的古人的面前,能顯示出來我們的聰明,也能映襯出我們的卑鄙。對這個“愚蠢”的古人的態度,檢驗著我們自己的質地。

本文作者:涼州七里(今日頭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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