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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代監獄里刑罰的緩執

網絡整理 2019-05-28 最新信息

刑罰緩執,系指囚犯經判刑確立,應執刑而未執刑的情況。筆者以為,元代刑罰緩執之因,概括有二:一為朝廷政策,二為官吏索賄。試就上述兩種情況,論述如下:

朝廷政策

元代于至治三年頒行《大元通制》前,并無制定法典。從中統元年迄至元八年,元廷秉持有法依法,無法援例之原則,對于獄訟判決,允依“舊例”(即金《泰和律》),作為判例依據。至元八年廢止《泰和律》后,造成地方無法可依,常違名錯判。當時,朝臣一再指摘“無法可守”,或“無法可依”。如崔彧于至元二十年錚言:“憲曹無法可守,是以奸人無所顧忌。宜定律令,以為一代之法。”隨后,鄭介夫上奏言:

元代監獄里刑罰的緩執

?胡祗遹亦言:

“官吏斷事,無法可守。當議頒降條法,不致罪一而刑異。奸吏因緣,高下其手。”、“法不立,則人君之權去矣。……小則一縣一邑,大則一州一郡,無法可守。”

胡氏以為:

元代監獄里刑罰的緩執

?有學者認為,元廷不撰法典,與統治者蒙古至上主義有關。

元代監獄里刑罰的緩執

元代永樂宮壁畫

?至元八年廢除舊制后,朝廷直至二十八年才頒行《至元新格》。

《至元新格》在朝廷“務使刑罰簡便易行”的原則下,無法適用所有的犯行。各地官衙審訊獄訟時,為避免錯判,除私自襲用舊律者外,常以拖待決,未按例大辟、決獄者,日益增多。隨后,朝廷于大德三年頒行《大德律令》。此法令將舊例中,對于竊盜、傷人致死等應判死罪的規定,改以減死論罪替代。如強盜罪,從一體斷罪改成“首從不同刑”,只有為首且“強盜至四十貫者,死罪,余以徒流之刑取代。”

延祐七年,朝廷將《大德律令》中關于強盜罪的刑罰,改為“強盜持仗傷人者,處死”,余依罪刑,以減死罪論,分別斷決。如濟南路(今山東濟南)有民韓進,因斗毆而誤殺人,官論其罪,雖應判死罪,援引減死論罪后,罪“減一等,合徒五年”,并杖七十七下。

館陶縣(今河北館陶)民王狗兒,與翟二嬉戲時,“不意脫手,將翟二推在河內”淹死。王狗兒雖獲死罪,準“減一等”,“合徒五年,決徒年杖一百”。江陰州(今江蘇江陰)有民趙屠,誤殺劉鐵,應判死罪。刑官聽從典吏陶煜之說,“得以減死論”決之。

元代監獄里刑罰的緩執

蒙古兵

?畫像

另外,如鄧文原審盜贓案時,曾引“減死論”,將死刑犯減罪。貢師泰亦于審理獄訟時,援用此法判決。減死論罪的施行,是因朝廷認為,“雖強盜,緣初無為盜之心。故計贓以強盜論,贓重至死者,許減一等”,判決役流之罪即可。據《刑統賦疏》言,此為元廷“法重猶矜于死”之策。筆者以為,減少死罪,增加流、徒之囚徒,反而造成配役處牢獄的淹滯,未能根本解決問題。

元代監獄里刑罰的緩執

元代壁畫

?至治三年時,元廷頒行《大元通制》。但,即使頒行法典,因為冤、疑獄與流、徒刑囚的增加,導致滯獄的情況,未見改善。為此,元廷于致和元年,首次規定“疑獄系三歲不決者,咸釋之”,以舒緩牢獄淹滯,并屢獲重申。如天歷二年,朝廷即重申“囚在獄三年,疑不能決者,釋之”。元統二年時,規定獄囚“禁系三年,不能決者。……即與疎放。”

元代監獄里刑罰的緩執

元朝皇帝列表

?然而,上述規定遭部分官員曲解,不論獄訟難決與否,罪情輕重,有無冤屈,凡禁達三年期限者,即予開釋。如至順三年,沅陵(今湖南沅陵)有民雷乙,以斧殺文甲,遭逮入獄,因事證不足,久禁獄內。有部使者錄囚,以“三年之疑獄,釋之。”蘇天爵察得后,言:“此事二年半耳!且不殺人,何以衣污血?……何謂疑獄?”至正時,廬陵縣吏韓夢臣代官鞫獄時,有囚因罪證不足,系獄十九年。韓氏遂以“疑獄條例,陳之守長”,并“議擬成案”,釋之。四年,山陰縣(今浙江紹興)有獄,官吏驗視不得解,遂以“疑獄釋”。

為此,朝廷于至正七年,提高釋囚條件為“在禁五年以上,累審累翻,疑不能決者”,由監察御史,或廉訪司申明后,方得開釋,以減緩濫釋之弊。

《元史》在世祖時代,記載朝廷每年斷死罪的人數。至成宗時,僅有零星記載。武宗以后,不復所見。期間,僅在大德七年,記有朝廷“審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”;及延祐七年,朝廷“決獄輕重七千六百三十事”兩例。上述兩次決獄,應是朝廷將各地歷年上呈,應決未決,或已決未執,所累積的重刑獄事,審決完畢。之后,不見朝廷公開決獄的記載,僅有刑部主事者,個別決獄的案例。

例如順帝時,余闕曾任刑部主事,因“疏滌冤滯獄五百”,遭“上官忌其才,議寖不合”,投袂而歸。余氏之例,反映當時的刑官既不愿,亦沒有能力決獄,逕以緩執解決。誠如沈家本所言,元代的“天下死囚,審讞已定,亦不加刑,皆老死于囹圄”,時人難見大辟,不知何謂死刑。葉子奇亦言:“七、八十年之中,老稚不曾覩斬戮。及見一死人頭,輒相驚駭。”沈、葉之言,說明元代刑罰緩執的現象。

官吏索賄

元代吳澄曾言:“數十年來,風俗大壞。居官者,習于貪,無異盜賊己。不以為恥,人亦不以為怪。”能居官自持者,千百不一二。當時,許多地方官吏,貪污、索賄的管道,主要來自于獄訟。因此,囚徒開釋與否,常與賄賂官吏與否,畫上等號。若囚徒不行賄官吏,將遭受拷掠或拖延審理,或以疑獄待聞,久禁不釋。如胡祗遹即言:“小吏獄卒,百端凌辱。小心畏法者,以致饑飽勞役。輕則因而成疾,重則致命者,往往有之。”王與亦言:

(獄囚)倘若不滿所求,從而叚煉成獄。及有放火蹤跡不明,被強盜之類。吏卒數令事主,妄指平人,因而破家。致有拷訊而死,捏合文案者。
元代監獄里刑罰的緩執

元代官員肖像畫

?胡祗遹認為,許多獄訟遲久未決的情況,皆因“奸吏掯勒延遲之計”。胡氏言:

今司縣官吏貪邪,……受訖賄賂,或瞻徇囑托,……行求費鈔數百貫,逗遛七年、十年不能杜絕。

如此,使富者易以賄賂開脫,貧者終年系獄。元初,鄭介夫曾就此言:

元代監獄里刑罰的緩執

胡祗遹亦言:“元告、被論兩家,公共賄賂,又不決斷。歲月既久,隨衙困苦,破家壞產,廢失農務歲計。”換言之,“兩家賄賂,錢多者勝。以屈為直,以直為屈,不勝偏倍。”如某縣有兩家爭地一畝,價錢不直數貫。但光“上下前后官吏行求”,即費鈔數百貫。但,訴訟仍是“逗遛七年、十年,不能杜絕”。

對于官吏索賄的惡行,蘇天爵曾言:

元代監獄里刑罰的緩執

?蘇天爵以為,官吏敢藉獄訟索賄,是因為:

有司公吏巡捕人等,往往因其捕獲,乘機肆意掠奪。所犯罪有輕重,家資為之一空。……其家因為得罪,蓋亦不敢告陳,有司亦不受理。

如大德四年,建平縣(今江西余江)有詞訟,變易于吏手,使得民訟“積年不決”,以為奸吏賄賂所用。至大時,董訥聽聞江西民好訟,曾言:“民固好訟,亦由官吏倡之,因逗撓為利。”其后,吳澄亦言:“貪官喜民訟之繁,則其需賄之。”二人不約而同,道出地方官吏“無訟而起訟”,藉獄訟索利之心態。婺州路吏朱敏,見官員審理獄訟時,隨意誣陷平人,違名錯判,曾批評這些官員“沈酣利欲,良心泯滅”。

延祐時,沙縣(今福建沙縣)陳氏豐于財,死后子幼。有欲據其業者,興訟于官府,并賄于上下,使“訟久弗能定”。至順末,湖州路判官錢珍,誣推官梁楫貪污,廉訪副使劉安仁受錢氏賄,“逮系者二百人”,久不決。

元代監獄里刑罰的緩執

?后至元初,婺源州(今安徽黃山)有民江某死,前妻與子,毒殺后妻,事發入獄,然官府“利其賄,不問也”。四年,平江路有豪霸犯罪,嫁禍他人,“厚賂官吏,而抵其罪”,使無辜者久禁牢獄。至正十二年,廬陵縣(今江西吉安)有富民,為鄉氓所誣,“有司利其財不厭,系獄十九年。”龍陽州(今湖南漢壽)有兄誣弟弒舅,告官逮捕。兄賄官員,捏造偽證,此案遂久不決。二十一年,福清州有香嚴、靈石兩寺爭地。吏受賄于靈石,乃竊更成案,“反誣香嚴妄疑”,致此獄訟“不決者,二十年矣”。


參考文獻:

《蒙元的歷史與文化》《歷代名臣奏議》《泰和律》《紫山大全集》《元代史的研究》《大蒙古國諸汗身邊的漢人與儒學》《吏學指南》《通制條格校注》《元典章》《僑吳集》《金華黃先生文集》《王忠文公集》《刑統賦疏》《元史》《滋溪文稿》《云陽集》《宋濂全集.潛溪后集》《刑具及行刑之制考》《草木子》《吳文正集》《無冤錄》《畏齋集》《禮部集》《玩齋集》

本文作者:史海三人行(今日頭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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