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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宰白鴨”: 頂兇賣命在清代為何多發?

網絡整理 2019-05-15 最新信息

來源:人民法院報,作者:趙進華。原題:“宰白鴨”:清代民間的頂兇賣命亂象 。

“宰白鴨”: 頂兇賣命在清代為何多發?


頂罪代刑現象由來已久。東漢后期,被舉薦為賢良方正的劉瑜上書朝廷時提到,當時的地方官府賄賂橫行,殘民以逞,導致民怨沸騰,化身賊黨,官府又興兵誅討,在這種情形下,“貧困之民,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,父兄相代殘身,妻孥相視分裂。”(《后漢書》卷57)由此以后,頂罪代刑無代無之,而尤以清代為最甚。考察清代民間頂兇賣命的歷史,或許可為我們更為清晰地認識此種司法亂象提供一面鏡子。

清代司法中的“宰白鴨”現象

清朝嘉慶年間,名吏張問陶任萊州知府,一次,他受省按察使衙門委派,覆審即墨縣一命案。在覆問過程中,兇犯王小山對殺人罪狀供認不諱,其供詞熟練流暢,與原供無絲毫出入,似背誦好了一般。這種情況自然引起了張問陶的注意,再仔細端詳王小山,見其年不過二十,手無縛雞之力,根本不像殺人兇手的樣子。張問陶心想其中恐怕有冤情,在他的再三開導之下,王小山終于承認自己是代人受過,真正的殺人兇手是富家公子屈培秋。原來,王小山一家債臺高筑,不得已收了屈家二百兩銀子,約定由王小山為屈培秋“頂缸”,供詞全是事先商量好的。張問陶廉得其情,既憐小民之艱辛,復惱富人之奸狡,遂援筆判道:

殺人者死,律有常刑,所以懲兇匿、儆邪辟也。若有錢可以買代,則富家子弟將何所顧忌?皇皇國法,是專為貧民設,而非為富豪設矣。有是情乎?有是理乎?……屈培秋以口角細故用刀殺人,其罪已不可逭。而又不束身司敗,以二百金買人一命,蔑視王法,殆無是過。夫使二百金可買一命,則家有百萬,可以屠盡全縣。以一案而殺二命,其罪更何可恕?須知,前一殺尚出于一時憤懥 ,或非居心殺人;后一殺則純為恃富殺人,有心殺人。誤殺者可免抵,故殺者不可免也。屈培秋應處斬立決,并于行刑前先杖二百。王小山頂兇賣命,依律亦應杖責,姑念出自孝心,為養活父母計,應從寬免責。……(襟霞閣主編《張船山判牘菁華》,上海中央書店,1934年,第57—58頁)

頂兇賣命讓真兇漏網,無辜者受刑,無疑屬于冤假錯案。然而,與一般冤案不同,此種冤案是真兇和頂兇者雙方通謀的結果,因而更難翻案。稍晚于張問陶的陳其元追述其父陳鰲昔年在福建為官時,曾在讞局覆審一樁斗殺案,其案情與王小山案如出一轍。陳鰲在發現頂兇情由后即將案件發回本縣重審,可是,重審的結果依然如故,此時,案犯“則斷斷不肯翻供矣”。(陳其元《庸閑齋筆記》卷3)陳鰲明知有冤而不能為之平反,心灰意冷,遂辭去讞局的差事。后人總結道:“有司明知其冤, 而卒無術以平反之者, 其慘痛更何如耶!”(李岳瑞《春冰室野乘》)

兩案的相似絕非偶然,這反映出清代中后期頂兇代死現象的多發,正如陳其元所指出的,“福建人命案,每年不下百數十起,如此類者良亦不少。”(《庸閑齋筆記》卷3)道光二年閏三月,刑部收到廣東報送的一批人命案,其中,只是一個潮州府賄買頂兇之案就達三十七件之多。(王先謙《東華續錄·道光五》)道光年間在潮州為官的郭光啟也記錄到:“潮俗,殺人真犯輒匿不出,而被誣者又恇怯不自申理,率買無業愚民,送官頂替,貪利者罹法網焉,名曰‘宰白鴨’,是可憫也。”(《清詩紀事》道光朝卷)由于此類現象生活中并不鮮見,當時民眾恬不為怪,將其稱為“宰白鴨”。“宰白鴨”之風,多見于福建、廣東兩省,其中尤以福建的漳州和泉州為最盛。“福建漳、泉二府,頂兇之案極多,富戶殺人,出多金給貧者,代之抵死,雖有廉明之官,率受其蔽,所謂‘宰白鴨’也。”(《庸閑齋筆記》卷3)

在“宰白鴨”案件中,殺人正兇賄買孤孑無依的愚民送官頂冒,頂兇者所得身價謂之“香燈錢”,“以死后旁人為之繼嗣接續香火也。”(黃安濤《詩娛室詩集》卷18)在世俗的眼光中,“宰白鴨”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,而在當時有良知的觀察者眼中,頂兇代死何其晦暗也!頂兇的“白鴨”何其愚戇可憐也!郭光啟曾作有《宰白鴨》詩一首,描繪“白鴨”的悲慘命運,控訴社會的不公,詩曰:

白刃如霜初出匣,市上爭看宰白鴨。

宰白鴨,鴨何辜?青天在前不敢呼。

得錢賣命代人死,妄冀剖腹可藏珠。

珠可藏,腹安在?張姓冠將李姓戴。

法場白日應晝晦,冤魂化作大鳥歸。

縱有香燈恐不愛。

君不見漢朝楊寶救黃雀,后嗣三公傳奕代。

寄語當世理刑官,爰書反覆須至再。

宰白鴨,休憒憒。

“宰白鴨”多見于閩、粵兩省,或許與當地的械斗之風有直接關系。趙翼在《簷曝雜記》中寫到:“閩中漳、泉風俗多好名尚氣……民多聚族而居。兩姓或以事相爭,往往糾眾械斗,必斃數命……未斗之前,各族先議定數人抵命,抵者之妻子給公產以贍之。故往往非兇手而甘自認,雖刑訊無異詞。凡械斗案,頂兇率十居八、九也,其氣習如此。”清后期的周壽昌也在《思益堂日札》中寫到:“今時廣東、福建頂兇之弊,惟械斗案最多,惡習相沿,殊不易破。”

王樹汶案:頂兇代罪的典型

有清一代影響最大的頂兇案首推光緒七年(1881年)的河南王樹汶案。王樹汶,鄧州人,在南陽鎮平縣胥吏胡體安家打雜服役。而這個胡體安,表面上是光鮮正派的“公家人”,暗地里卻干著打家劫舍的勾當。后來,被事主揭發到官府,眼見形勢不妙,胡體安遂買通了鎮平的吏卒,拿家僮王樹汶來頂包。王樹汶一開始拒絕配合,可是架不住吏卒的酷刑,又被告知定案后一定不會被判死刑,只得應承下來。縣令馬翥糊涂顢頇,加之邀功的心情,只當真的抓住巨盜,于是草草定案。被判了死刑的王樹汶自然不甘心,于是臨刑喊冤,說出為人頂兇的真相。

河南巡撫涂宗瀛下令停刑,派人覆訊該案,可是始終不得要領。在覆訊中,王樹汶提出他的父親名叫王季福,在鄧州務農。于是,涂宗瀛指令鄧州知府朱光第拘傳王季福到案。在這個節骨眼上,涂宗瀛升調兩湖總督,河道總督李鶴年繼任河南巡撫。與新巡撫關系密切的開歸陳許道道員任愷(官職比朱光第高一級,但非朱的頂頭上司)正是曾負責王樹汶案二審的原南陽知府,為了掩飾錯案,修書阻止朱光第拘傳王季福,朱不為所動。王季福到案后,當堂對質,他果然與王樹汶是父子關系。王樹汶并非胡體安,此時已是路人皆知,無法掩飾。然而,巡撫李鶴年有意袒護任愷,指使辦案人員將王樹汶定了個強盜從犯。按大清律,強盜不分首從,只要是得了財物,皆斬。這樣一來,原一審、二審的各級官員都可以免予承擔責任。京中河南籍的科道官員風聞后,紛紛上章揭發彈劾。朝廷任命河道總督梅啟照為欽差大臣,重新覆查王樹汶一案。梅啟照雖為一代名臣,然已近暮年,行將致仕,又部下多為李鶴年舊屬,因此,經過一番“覆審”,“竟以樹汶為盜從, 當立斬, 獄遂成。”

消息傳出,輿論大嘩。朝廷為厭服眾心,指令刑部提審該案。時任刑部尚書潘祖蔭高度重視,指派其得力干將、刑部郎中兼秋審處總辦趙舒翹主審此案。趙舒翹不負眾望,經過數月的調查取證和反復研鞫,終于將冤案的黑幕層層剝去,并代表刑部擬出要向皇帝提交的奏稿。據說,在此過程中,李鶴年的部屬曾入都向潘祖蔭關說,潘幾乎為之動搖,要將趙舒翹的奏稿毀去。趙舒翹堅持不可,對潘說:“舒翹一日不去秋審,此案一日不可動也。”(《春冰室野乘》)最后,潘祖蔭和繼任刑部尚書張之萬采納了趙舒翹的意見,并以此上奏朝廷。最終,皇帝下旨,王樹汶無罪釋放,之前審理該案失誤的各級官員包括李鶴年、梅啟照這樣的封疆大吏,均受到不同程度的處分。主審該案的趙舒翹成為旋乾轉坤的人物,由此吏聲大振。值得欣慰的是,一樁冤案由此得以昭雪,正義終于姍姍而至。

頂兇賣命的原因

頂兇賣命在清代為何多發,以致成為命案的常態?仔細想來,恐怕其間既有技術的原因,也有制度的原因,更有社會的原因,而制度原因和社會原因尤其值得關注。

其一,“重供不重證”的證據制度是頂兇賣命現象的制度誘因。有清一代,“罪從供定,犯供最關緊要”(汪輝祖《佐治藥言》)因為清律中規定,除了罪犯在逃,可以“眾證明白,即同獄成”,在一般情況下,“內外問刑衙門審辦案件……鞫獄官詳別訊問,務得輸服供詞”。(《大清律例·名例》)又規定:“凡獄囚,徒流死罪,各喚本囚及其家屬,具告所斷罪名,仍責取囚服辯文狀。如不服者,聽其自行辯理。”(《大清律例·斷獄》)制度既然如此,于是實踐中承審官員心中只有口供,“一經認實,即為了事,究竟所供者是否可信,不暇問亦不愿問也。”尤有甚者,“明知其為‘白鴨’,而亦就供論供,不復窮詰。”(《張船山判牘菁華》,第59頁)客觀地講,“罪從供定”的證據制度有其歷史的合理性,然而其缺陷和不足之處也是非常明顯的。司法實踐中,主事者如果不能以職業良知糾正制度之偏,極易釀成冤假錯案,可見制度對人的巨大作用。進入民國后,“重供不重證”的證據制度一變而為“重證不重供”,民間的“宰白鴨”現象才漸漸減少。

其二,貧富不均的現實是頂兇賣命現象層出不窮的社會土壤。“朱門酒肉臭,路有凍死骨”,是杜甫筆下唐代貧富懸殊的冷峻寫照,也是中國古代歷朝歷代的普遍現象,清朝自然也不例外。清朝的特殊性在于,社會下行的壓力與巨大的人口因素疊加,使得貧富不均的問題更加突出。據文獻記載,乾隆末年,中國人口已接近三億,而到道光中葉,人口更是突破了四億。在經濟凋敝、人口爆炸的大背景下,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無業游民,人命賤如草芥。然而,土地兼并的進程如脫韁的野馬,社會財富高度集中,貧者愈貧,富者愈富。乾隆皇帝的寵臣和珅占有土地達八十多萬畝,和珅的兩個家人也各有田六萬多畝。乾隆十三年,湖南巡撫楊錫紱說:“近日田之歸于富戶者,大約十之五六,舊時有田之人,今俱為佃耕之戶。”(《陳明米貴之由疏》,《皇朝經世文編》卷39)道、咸之后,依靠軍功起家的湘軍、淮軍將領們也化身為各地的大地主。湖南湘鄉曾國荃擁有耕地六千畝,安徽合肥李家占據的土地竟然達六十萬畝之多,河南項城的袁甲三占有的耕地也有四千畝到五千畝。《紅樓夢》借劉姥姥之口道出了當時的冷峻世情:“這樣螃蟹……再搭上酒菜,一共倒有二十多兩銀子。阿彌陀佛!這一頓的錢夠我們莊稼人過一年了。”(《紅樓夢》第三十九回)正是這種貧富懸殊的殘酷現實使得富人和貧民之間的買命“交易”成為可能。“唯其貧富不均,所以富者可恃富以殺人,貧者束手以待人殺。”(《張船山判牘菁華》,第59頁)若這一社會土壤不徹底改良,頂兇賣命現象就不可能完全消失。

結語

頂兇賣命只是清代司法亂象之一面,回首這段歷史,不僅使我們有儆于舊中國的黑暗和腐朽,更會喚起我們內心深處對司法工作的敬畏。正如紀曉嵐的父親紀容舒所言:“甚哉治獄之難也,而命案尤難。有頂兇者,甘為人代死……訟情萬變,何所不有!司刑者可據理率斷哉?”(《閱微草堂筆記》卷5)光緒年間的陳惟彥也曾鄭重提醒道:“余歷任府州縣,所訊頂兇案頻有之……余為此懼,故不愿久任地方,特書之以戒子弟,切勿輕任法官,萬一任之,斷不可掉以輕心也。”(《宦游偶記》卷上)

(作者單位:東北大學文法學院)

本文作者:法律讀庫(今日頭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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